“日本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

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第三大钢企“神户制钢所”承认供货数据造假，波及航空、汽车等200多家中下游企业。事件影响巨大，以致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动摇日本制造”的“神户冲击”。在此之前，坚守世界制造业大国地位的日本已有不少丑闻，比如“高田气囊”及其召回事件至今仍在发酵，东芝、三菱汽车等巨型企业数据造假、粉饰账目等。

以品质、安全和性能赢得“日本第一”的日本制造业及其旗舰，何以“堕落”到如此地步？

回望过去，不难发现，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变坏”，与冷战结束后的内外环境巨变有着直接关系。以柏林墙倒塌为分野，冷战时期的“一道墙、两大阵营、三个世界”格局突变，过去泾渭分明的两大市场打通，市场经济在全球普及，企业活动迎来真实的“全球大竞争”。美欧不再容忍“日本第一”，甚至齐声喊出“日本模式”是“资本主义的异类”。过去美日微观层面的经贸摩擦，演变为宏观层次的体制碰撞。特别是美欧几乎同时拉起“地缘经济圈”——北美自贸区和欧盟，推动世界经济进入美欧主导格局，日本被排斥在外。日本企业不得不面临与欧美企业不平等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本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

同时，在全球化大潮下，新兴经济体快速改革、成长，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构建起新的制造业体系，形成“全球比较优势”，成为新的竞争极。至此，日本制造业沦为“三明治的夹心层”。

从国内看，二战后“婴儿潮”在日本结成的“劳动者团块”在新世纪迎来“甲子轮回期”。日本劳动力人口绝对减少，同时创新钝化、财政浮亏，日本企业的潜在生产率螺旋下降，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接近于零。日本制造业企业过去追求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逐渐让位于资本收益率，成本竞争、收益竞争成了日本企业新目标。

随着安倍再次执政，日本企业利用“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日元贬值浮夸利润，将海外投资收益藏于“内部留存”。据日本财务省统计，上市企业不缴税的“内部留存”高达400万亿日元，约合4万亿美元，既不投资也不用于涨工资。日本经济增长曾呈现的“出口、投资、消费(工资)”三段论模式，蜕变为企业利润膨胀、投资不增、消费支出缩水的紧缩模式。企业经营与宏观经济“失联”了。

日本制造业的“堕落”仅体现了全球化大潮下日本经济环境巨变的冰山一角。今后，日本企业如何转型、日本经济如何升级，已成关乎日本是复兴还是“沉没”的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