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位新闻发言人说，加薪的理由是基于物价、生活费用的上涨以及结合集团整体经营状况，公司体恤员工生活，让员工在减少加班的情形下也能增加收入并拥有足够的休闲时间，但其实谁都明白，富士康的这个决定与前段日子的员工自杀事件不无关联。

　　当然，不管这次加薪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富士康能够有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仅以深圳富士康来说，通过这次加薪，深圳富士康45万名员工的全年薪资，将至少可增加4800元，这意味着富士康一年的劳力成本将增加22.81亿元人民币。对于一个以代工为主要经营模式、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这笔成本的增加是比较可观的。因此，在香港股市，当富士康加薪的消息传出以后，其股价便应声而跌。

　　很显然，在加薪付诸实施以后，富士康赖以生存的所谓“成本优势”将遭遇巨大挑战。富士康2009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去年一年，在富士康员工数量增加了9.7％的同时，其员工成本却从2008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2009年的4.85亿美元，减幅达到28％。从这个简单的数据对比就可看出，富士康以往的成功，是建立在低廉的人力成本的基础上的。

　　这种现象并非富士康所独有。长期以来，以廉价劳动力吸引资本的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招商引资方面具有优越条件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通过内地廉价劳动力的输入，获得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劳动力作为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一些成长于改革开放中的年轻人，对于自身的全面发展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诉求，他们的劳动换来的只是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报酬，而无法以此来体面生活。

　　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较小，资方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唯有从压低劳动力报酬上入手，导致职工的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这种以牺牲民众幸福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解决这个问题，靠企业自己来发扬“善心”是不现实的，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企业职工权益的保护。但是，由于我国各级政府目前仍习惯于以保证GDP升幅来保持经济的发展，在资方与工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更多地倾向于维护资方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人权益的伸张，这也是这种有缺陷的“中国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彻底转变经济模式，需要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

　　最近，有多个省份上调了职工工资的最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必须考虑到最弱企业的生存，它有时反而给一些刻意盘剥职工利益的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须将企业的职工工资法制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够在维护资方利益和保护职工权益之间求得平衡的《工资条例》。政府在确定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职工的工资，必须与企业的生产效益挂起钩来。

　　据悉，我国有关方面两年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工资条例》的调研起草，但至今尚未见实质性的进展。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担心《工资条例》的出台，对资方形成制约，从而影响到地方招商引资的效果，造成对GDP的负效应。但是，不断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如果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将会酝酿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拐点，以前那种用低廉劳动力来吸引资本的制度安排，不仅造成了职工权益与经济发展的脱节，而且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