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在向世界级企业提出的挑战中，有一个战场不怎么为人们所关注，那就是企业家之间的挑战。只不过联想柳传志的对手并不是DELL的总裁，华为任正非的对手也并不是爱立信与诺基亚的领导者，他们的对手应当是像福特创始人亨利·福特、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丰田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等这样的人。道理很简单，未来几十年或百年之后，历史衡量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标准一定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这些企业家给自己创造的企业留下什么？给社会留下什么？

一句话，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到了对历史负责的时候了，评价他们的标准，应当不再是目前的一时一事，而是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如何面对后人，比如中国企业史专家们的一个简单提问：柳传志经营联想，任正非经营华为，王石经营万科，李东生经营TCL到底给中国企业史留下了什么？

经营一家企业，是致力于在现世争名利，还是致力于为后世留下可以继承的组织制度与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在这种意义下，我们以亨利·福特为例，来看他给福特留下了什么？给美国企业史留下了什么？

我想，如果只用一件事来描述亨利·福特，那一定是那最著名的“五美元”行为。1914年１月５日，福特宣布将工人日薪金提高到五美元，而在当时他们连五美元的一半都拿不到。

当时有人问福特：一个清洁工如何可以拿到那么高的工资？福特的回答是：通过收集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清洁工每天可以为我们节省五美元。而在福特的日薪五美元政策中，有一个特殊规定，那就是要照顾家庭与行为节俭，否则，就不能够享受日薪金五美元。为此福特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部，去走访应聘者的表现与家庭情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特“日薪五美元”背后的动力，那就是，福特提高薪酬，是为了体现“上帝”给予每个家庭的幸福时光（这一点后来成了福特的核心价值观），福特强调一个清洁工也可以拿日薪五美元，想证明的是美国式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员工对工作的热情付出，只能通过对员工的回馈来获得，而绝对不可能通过强迫得到。

事实上，亨利·福特这种做法在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杜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杜邦，宝洁的两位创始人威廉·格兰特和詹姆斯·甘保等等一批清教徒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正是这一批企业家，创造出了主流的美国式企业文化。同样，丰田创始人丰田喜一郎致力于“节约”与“改善”的精益生产方式，一样可以在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东芝创始人土光敏夫，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等人身上找到，也正是这一批企业家，创造出了日本式管理模式。

如果我们要用一件事来描述柳传志，那大概是他那著名的管理九字真言："定战略， 建班子，带队伍"。这九个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代企业家的成功。但认真把这九个字与柳传志经营联想的历程对照起来，却发现战略有着与我们的常识不太一样的含义。比如柳传志2000年后大举进攻投资银行业务，包括进军地产，甚至最近的复出，是战略性的举措吗？我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对中国国情的机会主义把握”。

当然，这种做法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柳传志这样描述过自己经营联想的处境：“鸡孵蛋的最佳温度是39度，而我们创业的温度是42度，只有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够孵出蛋来”。业界在把柳传志尊称为“教父”的时候，有一个总结：“伟大在于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的确，柳传志的一生，是现代中国版“适者生存”的企业家奋斗史。在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靠“管理自己”来强大企业的奋斗历程中，都充满了若干无奈却又有效的“中国式成功”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这一代企业家，却又成了他们真正融入现代商业文明的阻碍。

无论是联想柳传志还是华为任正非，还是万科王石、TCL李东生，身上都有着这种共同的特征。我们理解也尊敬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艰辛与突破可以替代他们身上的历史责任，那就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承接什么，留下什么。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我觉得业绩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人并不缺乏财富的智慧，中国缺乏的是创造财富的制度保障，以及致力于为使命而奋斗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假定，是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要说财富之强大，我们早就强大过。经济史专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统计，１８２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的２８．７％，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统计，１８３０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２９．８％。

历史学家们早就证明， 1840年之后中华帝国的衰败，并不是生产力层面的衰败，而是文化层面的衰败。中华帝国真正的转折点要往前推到明朝，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清楚地回答了这种衰败的文化原因： 道德取代法律，人情代替效率，主观判断代替数量化分析，个人名声大于百姓生命，而这正是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

柳传志作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开拓者之一，并不是单一个体的存在，他的存在代表着中国突破上述“落后困境”的程度。如果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被眼前所谓的成功蒙住了双眼，而丧失了历史的责任感与未来的使命感，甚至为了既得利益去阻碍新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企业是企业家的人生舞台，建议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不妨也去学习一下，亨利·福特、托马斯.沃森、丰田喜一郎等等这样一批伟大的企业家，他们又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既活在当下，又活在超时空的历史责任之中，这出戏就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