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这幅有些浑浊的历史画卷，凡是身在局中的过来人都不得不慨叹一句成果不易。从当年18农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小岗模式”，到挑扁担走遍千山的“小商品”温州模式，然后蔓延到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苏南模式，再到以“世界工厂”为头衔的珠三角模式，民营之灼热遒劲一如峭壁苍松之枝桠，硬生生地在体制悬崖外延展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但眼下，高度成长的民营经济体似乎显出了疲态，呈现出一种不给力的色调，比如这半年来最热的话题莫过于不干实业跑去放贷的温州民营体是否会崩盘的争议，舆论风气的变化也不由反映出大家心态的转变，从早年创富英雄的热捧到如今实业空心化的谴责。

　　这次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林涛先生，就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些历史发展过程和衍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以飨读者。

　　30年来公权力变小了吗？

　　《世界经理人》：30年前国家状态是怎么样的？

　　林涛：中国在文 化 大 革 命及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经济处于十分萧条的境地，社会问题比较突出，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回流，农村集体经济严重制约发展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正是这种状况决定了必须有一个突破口来释放积难深重的局面。

　　《世界经理人》：之后便放开了口子。

　　林涛：可以这样说，生存是第一位，吃不饱、穿不暖，总要想办法，而且当时国内民营经济初始发展阶段，都没有清晰的指导思想，所以在乡镇开始了个、私体经济的萌芽，而城市里开始让部分闲散劳动力能够摆摊设点。这在当时文 革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中，算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了。邓 小 平先生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后，中国在某些方面产生了新的开放的思维，即后来的“白猫、黑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论。

　　当然，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结合经济学的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他理论的合理性。但在当时，却是向市场经济迈出坚实的一步。

　　《世界经理人》：然后，有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成就了民营企业浪潮？

　　林涛：这里面理解有个误区，谈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以某一“模式”概括其全部，有“盲人摸象”之误，从小岗村、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到珠三角模式，它们所代表的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某个案例而已。纵向看民营经济发展，我赞同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老师的股份制改革所起的先驱作用。

　　事实上，传统的国企是非经济逻辑体系下运作的社会单位，兼顾生产、管理、福利等众多职责，而民企则无需如此，之后政策在放松外部环境时，国企本身也在逐渐剥离出资人和管理者两种角色，重新审视政企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定位，这个过程客观上促使民企获得有利的政治余地进行发展。当然30年来期间的局势一度呈现反复胶着的状态，每走一步都会激论多时。

　　另一个对民营经济史的误区则是，中国新生代不太懂得变革的艰辛，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国内90后意识中，对一代人奋斗所取得的成果，都没有太多的感触。

　　《世界经理人》：我自己一路看这30年民营史，感觉围绕在民营企业身边的公权力变化轨迹非常有趣：80年代中后期，都以个体户为荣，那时候大家都说万元户有本事，敢闯敢拼。90年代中后期，私营企业有本事，纳税大户，那个时候虽然也需要大量公权力的借助，但多数并不刁难，更多的是理念不合的问题。但是，2000年后，老人们都念叨一句话，那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无论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企业主都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这不是一个靠当年敢打敢闯敢拼就能成功的环境，寻租的公权力一下子被膨胀起来，人的心思多了，手脚难免不干净了。这里面也有个物极必反的过程，90年代，招商引资，当官的求做生意的，招商引资的大浪逐渐过去，公权力又强势反弹起来，做生意的要求当官的，一饮一啄，难说是非对错。

　　林涛：我的观点与你有所不同，不能简单说公权力在扩大、在反弹。

　　《世界经理人》：愿闻其详。

　　林涛：我认为，这里面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民营经济的形式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那时候的民营企业家是个体户、小摊贩、倒爷、包工头、小经理，整体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未成气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对我国GDP的贡献日益增大，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涌现出了史玉柱、马云、王石、任正非、陈天桥等一批优秀代表人物，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民营经济处于不同的形式，与公权力相互的影响就会不同，当产生一个利益体系足够庞大的民营体时，公权力对它的影响自然相应改观，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是公权力在扩大。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或者说公权力的边界问题。客观地讲，30年来，公权力的边界是一直在缩小的，政府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干预是越来越少。这也是为什么民营经济能够在过去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