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这金融危机之年，大洋彼岸的总统面对高薪养贪的金融业都火冒三丈了，研究高管薪酬更成为全民时尚。

　　更何况这里饱含“中国特色”：2008年，上市公司中竟然有448位董事长放弃了薪酬，比例将近37%。其中包括2008年最穷经理人、ST秦岭总经理王清海，只拿了7920元年薪!

　　再看看深发展董事长纽曼，这位“最富高管”一年的酬劳高达1598万元。

　　这样，就形成了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奇景——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高管坐享天价薪酬，以马明哲为代表的448位董事长却拿“零薪酬”共克时艰。

　　人们总是热衷于批评那些“火焰派”，不过在我看来，大规模“海水派”的存在可能更让人担忧。因为这种堪称世界公司治理史上的经典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挑战公司治理的制度底线，而且不能仅仅归结于“作秀”，也不能以“讲政治”一概而论，必须要从公司治理的制度残缺予以解释。

　　仔细分析这448位“海水派”，可以大体将他们分成五类：

　　一是“金蝉脱壳”型的，例如马明哲，放弃薪酬作为个人的示好行为，或可以回避富通银行投资失败等重大决策失误，避免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难;

　　二是由政府官员兼任的董事长，按照纪律约束,对上市公司的名义报酬实际上分文不取,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约束;

　　三是兼任母公司总裁或其他高管的董事长，只在母公司领取薪酬，对于上市公司的名义薪酬也不予领取，这是“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下的奇特安排;

　　四是本身拥有公司股权，或者在关联企业领取薪酬的高管，实际收入必然高于披露数据;

　　五是所谓的真正穷高管，如漳州发展董事长庄文海去年津贴收入5000元。由于庄文海并未在股东或关联单位领薪，也未持有公司股权,他就成为A股上市公司中名副其实的最穷高管。

　　由此看来，除了最穷的庄文海代表的第五种情况，其他情况都是事出有因，无法进行制度化解读。不过，这五种情况都能折射出中国上市公司在激励机制上的制度缺陷。

　　就公司治理的基本运行逻辑而言，公司高管作为股东的受托者，有义务勤勉努力，诚信经营，以其本身市场定价和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合理比例，换取股东的委托。对一个股东而言，将自己的资产托付给一个不要报酬的人，其风险显然远远大于托付给一个索取天价薪酬的人。我们可以假想，448家公司的董事长放弃了薪酬，他们靠什么生活?堤内损失堤外补，最终会不会通过某种机制又补回来?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最朴素的担心，在448家公司的董事长宣布放弃薪酬之后，民众的本能反应自然就是这些高管另有收入来源。如此，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而言，高管“零薪酬”绝非一个好的选择。

　　类似的，在奥巴马宣布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之后，并没有得到美国民众一致的赞赏。存在的顾虑是，从长远而言，这种举动更不利于公司的治理。

　　事实上，聪明的公司都在为公司高管配置豪车、豪宅和游艇。这些奢侈品并不属于高管，不过当这些高管悠然地在维多利亚湾的游艇上晒太阳的时候，股东反而很放心，至少明白公司经营正常、钱都去了哪里。

　　所以，我认为“零薪酬”可能比所谓的天价薪酬更为可怕。激励是人类一个世纪以来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更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主要经验。而伪装的“零薪酬”对公司股东、整个社会并不意味着福音，更可能是对公平和正义的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