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至今已有10个多月了，该法律对“同工同酬”问题有着明确规定。对那些被用人单位划归为派遣工、临时工的劳动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和同岗位的“正式工”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但据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在许多用人单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虽然挣钱少但却不敢说

　　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动业绩的劳动者，支付同等的劳动报酬。由此可以看出，同工同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相同；二是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与别人同样的劳动；三是同样的工作量取得了相同的工作业绩。

　　赵大姐今年40多岁，来自河南农村，由同村人介绍，来到北京务工。她被一家劳务公司派遣到一所大学当保洁员，工作虽辛苦，但始终勤勤恳恳。

　　赵大姐和大学直接招收的保洁员（正式工）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因劳务公司还要收取派遣费，第一年实际只能拿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第二年，赵大姐的工资上涨了几十元，但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上调70元，因此，赵大姐得到的还是最低工资。相比同岗位其他人，赵大姐的工资要低300多元。对此，她心中虽有不满，却从不敢抱怨。

　　“工作是同村人介绍的，如果我向用人单位讨说法，等于砸了介绍人的饭碗，所以少点就少点吧。”当记者告之《劳动合同法》中有“同工同酬”的规定时，她稍显无奈，坦言虽有所耳闻，但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而保持沉默。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但像赵大姐这样，与正式工干一样的活，但劳动报酬却低很多的事例不在少数，虽然当事人都知道不公平且违法，但大多数选择无奈接受。

　　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同样从事一线岗位工作，劳务派遣工的平均工资收人仅为“正式工”的81.52%；而据记者直接向部分劳动者了解到，用工单位歧视派遣工的现象比较常见，派遣工收入低于“正式工”50%的企业也是存在的。

　　不仅待遇差而且不公平

　　张先生是云南省一家烟厂的协议工，他十几年来兢兢业业地为单位工作，但同工种、同岗位的“正式工”，待遇却比他要高几倍。除此之外，“正式工”所拥有的一切待遇他都没有，连社会保险也不能享受到。

　　前几年，因为企业招工时有口头约定：“农民协议工待遇按国家政策办”，张先生一直持观望态度，心想以后肯定会得到解决，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反映了几次也均以失败告终。他现在已经意识到再拖下去，对自己越来越不利，退休后可能什么保障都没有，准备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至少也得要个退休费。

　　张小姐是合同工，与张先生有着相同的命运。在单位，逢年过节她只得到200元，而“正式工”却可得到500元，她也没有“正式工”所拥有的社保等多项福利。“在整个单位，一些苦累的活都是我们合同工干，而一些简单轻松的活却总是‘正式工’在做，但待遇相差那么多，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

　　一位劳务派遣工在网上论坛写道：一线生产人员中，我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多数是熟练的技术骨干，但工资基数低，超额工时拿钱比别人少，不能评先进，又少了一份收入。看到劳模去疗养很羡慕，自己没有评劳模的权利，也不能申请困难补助。是谁，把我们划为另类？

　　同工同酬还需各方努力

　　专家指出：“同工同酬”的内容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男女同工同酬。第二，不同种族、民族、身份的人同工同酬。第三，地区、行业、部门间的同工同酬。第四，企业内部的同工同酬。而这，也是同工同酬中最重要的内容。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老师周其洪表示：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原因主要是法律存在漏洞。法律虽然在不断完善中，但还没达到尽善尽美，因此一些用人单位钻法律空子，大量使用“派遣工”、“临时工”。而这些员工工资水平较低，且没有正式员工的福利，使单位的人工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利润。

　　周其洪说，这其中也不排除个别派遣单位中间作祟。某些用人单位会将所有工资付给派遣单位，再由派遣单位二次分发给派遣工，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派遣单位则从中克扣，只付给员工少量的工资。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供过于求的现象，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明显处于弱势，因此一些劳动者遇到权利损害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特别是农民工异地就业，往往不敢抗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曾提出，对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是用工的“双轨制”导致了同工不同酬。用工“双轨制”一般是指，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基于劳动者不同的身份，形成两种不同的用工方式，采用不同的使用方法，给予不同的待遇，甚至在同样工作或同一岗位条件下，干同样的活，给予不同的待遇。比如，有的用人单位根据员工身份或户籍的不同，把员工分为全民工、集体工或正式职工和农民工等；有的用人单位则将劳动者分为固定工和临时工、劳务工等。

　　苏海南认为，要想彻底解决“双轨制”问题，还是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企业全面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化用工制度，彻底消除劳动者的不同身份差别，促使企业依法用工，真正实现同工同酬。

　　周其洪表示，完善法律体制，加大监管和惩治力度，也是解决同工不同酬的有效手段。另外，同工不同酬不但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性别、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同工不同酬问题，需要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