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本田公司总裁抱怨其之前的罢 工事件应归咎于其在华子公司时，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欧姆龙位于广州市的一家工厂则再度爆发罢 工。作为一家电子控制系统制造商，欧姆龙的产品十分庞杂，其中包括汽车零件、医疗设备、收银机以及铁路闸门验票系统等，而在这家拥有700多名工人、由日本人担任经理的工厂中，一半以上的工人参加了罢 工。

　　尽管在此之前，中国也曾有过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罢 工事件，但无论从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激烈程度都与自今年以来发生的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后，曾经让其在全球攻城略地的强大制造业究竟怎么了？而对于企业的运营者们来说，一系列新问题则必须提上日程。

　　低价难

　　在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所领导的鸿海精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工作条件，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其6月份的大幅上调工资行动。虽然鸿海表示其加薪计划和自杀事件无关，而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而采取的措施。但从更大的背景看来，这一行为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却不会如此简单。就在加薪计划出台的同时，鸿海旗下的手机代工生产商富士康已经开始在河北廊坊、郑州、天津等内陆地区增加投资，未来其主要生产线将由深圳迁出。

　　尽管在过去多年中，“廉价”始终是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之一，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的紧俏，跨国企业和中国出口企业要么是将生产和外包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内陆地区转移，要么是通过学校或政府机构雇佣来自较偏远地区的学生和建设者。

　　除了同富士康一样将工厂迁移到更为贫困的内陆地区以外，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受到青睐。最近，为惠普和戴尔等大品牌生产笔记本电脑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台湾仁宝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在越南的新笔记本生产工厂。与电子厂商类似，欧美等地的服装生产商也因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考虑搬迁。6月，奢侈品制造商Coach公司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把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其中最有可能的便是越南和印度，而另一家服饰生产商AnnTaylor Stores Corp也有类似的想法。

　　如此考虑并非难以理解，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国两大制造业集中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今年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20%至25%。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其他成本，包括原材料、生产设施、交通运输、质量控制与培训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上涨。

　　糟糕的是，这种情况将很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30年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再重回。其重要原因便是劳动力充沛性的降低。过去20年，中国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人口一直徘徊在2亿至2.25亿之间，而有关人士预测，这一数字在未来12年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这不但让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获得更多议价能力，更使过去10多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这样一来，使得中国制造的瓶颈显露无遗。

　　好在具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已经为此采取了改变。在目前的趋势下，企业的具体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何提高中国制造的效率，以及改变中国制造的生产模式。目前，鸿海在中国大陆拥有约80万员工，与迁址同时进行的是这家公司的自动化进程，在鸿海集团台北土城总部，一座耗资3亿台币的无人工厂近期已经开工，以减轻对劳工的依赖。

　　与之类似，日本SMC公司在北京的工厂正在引入在工厂车间内将未成品在机器间转移的设备，而另一家生产液压马达的日本公司Nabtesco，正在考虑安装一种为制成品喷漆的机器。目前，这两家工厂的相关工作仍然是人力操作。事实上，这与日本制造业20年前所发生的情形极其类似。当时的日本企业在人工成本攀高后，也积极转往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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