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曾经有人对国内的几所名校做过比较，并总结了几句有意思的话，其中有这么一说：“清华是出官员的学校，浙大是出老板的学校”。浙商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出色的全球化商人群体，而浙大管理学院也被认为是企业家和商业领袖培养的摇篮。学院目前有全国唯一的创新管理院士，有全国唯一的创业管理博士点。学院坐落在紫金港校区，我对其常务副院长吴晓波教授的采访就在他办公室里进行。我看宽敞的办公室中，最醒目的就是集古今中外书籍的书柜了。吴教授仪表儒雅，英语表述流畅自如。他很忙，周末又要去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该学院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仅在欧洲就与二十多所大学有合作项目。我们谈的话题不少，从Global和International的区别，到全球思维、全球人格的建立；从江浙沿海企业家的特色、90年代初的污染，到可持续发展，社会理性，具有平民意识的精英分子的重要性。他的思想是融会贯通、互为表里和自成体系的，不过其间谈得最多的，莫过于“二次创新”和“包容性创新”。

　　80年代末期，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吴晓波，注意到“中国制造”在令世人瞩目地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与中国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案、反倾销诉讼案和劣质产品泛滥等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忧心。所以当时就开始了企业层次上的技术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基于中国企业的特色，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次创新理论。

　　“二次创新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学习与创造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创新。整个创新进化过程可分为：模仿创新、创造性模仿、改进型创新、后二次创新等四个阶段。他认为：“在当前制造业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合理配置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中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见注释1）——这在当时显然是颇具前瞻性的。

　　二次创新在吴那里还被认为是获取后发优势的有效途径。如果说提升中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二次创新”理论的核心组成，那么，“后发优势”就是理论中的亮点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在中华文化中也是有思想基础的。

　　顺便说一下：笔者长期在美国生活，近数十年来美国超市里和购物经历中无处不在的“Made in China”，使人深切感受到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影响。对“Made in China”的多方位的反馈信息的了解，也使笔者多一份对二次创新理论深刻内涵的理解把握以及对其实用性、指导性的信服和期待。

　　吴晓波的“二次创新”理论的不少组成部分，完善于他在剑桥大学访问期间，这使得剑桥大学制造研究院院长迈克·格雷戈里教授为此自豪。其时为浙大校长，现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工业设计分会主任委员的潘云鹤院士，亲为其相关专著作序。潘院士是很重视中国自身的创新能力的。

　　确实，在过去的一些年中，中国企业迅速吸收引进技术与经验，并在引进的基础上二次创新，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无疑，二次创新理论还大有用武之地，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大国的奋斗目标离实现恐怕也还会有很长一段奋斗历程。

　　然而，随着前些年经济的突飞猛进，另一些严峻问题出现在了中国乃至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那就是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传统产业、适用技术、三四线城市和不发达地区被愈益排斥在创新大背景之外。在大力提倡高新科技和大都市建设的大潮中，科技投入、基础设施、各类投资等方面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远离体制和政策设计的核心。因为多年作为世界的制造基地，生态环境尚未能得到足够的保护。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创新创业能力，未能被制度化地加以开发利用。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需要转型升级，需要扩大内需，需要通过广泛的创新来刺激经济内生力..而“包容性”就是在这样的时期自然而然地来到了吴晓波的研究日程中。包容性创新，意味着今后将从单纯追逐快速外向经济增长淡出，而代之以对民生幸福、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的普遍关注及更为广泛的创新参与。因为中国社会潜伏着上述的种种不安因素，而所谓包容，最有效的指导实践的意义，就将是不仅对不安因素的消除，而且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开发与利用更多社会群体的创新力，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持续发展有保证。我们看到“包容性”已成为新阶段中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政策关键词，也成为了吴晓波创新的主要研究方向。从2008年开始，吴教授即与印度的学者合作开展了特别针对新兴经济体的“包容性创新”体系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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